第一部分
直面贫困

第一章
看不见的危机

我正坐在教会的书房里，我已经在这做了30年的牧师。一位执事敲响了我的门。

“牧师，您有时间吗？”

“进来吧。”我说。

“我们这来了一位年轻女士，她问我们能不能帮她交一下电费，总共50美元。”执事说。

《圣经·新约》讲述了教会的起源，并明确执事一职的责任是为早期的基督教社区提供服务，以确保那些最脆弱的群体能够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在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一个军事城镇，这位退休的黑人正在履行着由几千年教会传统赋予他的使命——他正在帮助我们的社区，照应《圣经》中所称的“孤儿寡妇”。

“是谁？”我问。他告诉了我她的名字。

“我们帮她交了吧。”我回答道，并马上着手了解如何能够在电力公司切断她家的电源之前把她欠的电费交上。我在这里担任牧师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知道社区的居民若非走投无路，是断不会向教会求助的。

“可是，牧师，”这位执事插话道，“您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点什么帮她找份工作？”他无法想象一个有工作的人会落入交不起电费的境地。但我了解这位女士，她打着两份工，却仍然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最近她的那辆破旧的汽车意外爆胎，更是令她的财务状况异常窘迫。对她而言，换一整套新轮胎简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销。

这位执事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但那天在书房里，我意识到他并不了解教会让他去服务的那些穷人。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责。相反，这是因为共同的迷思限制了大多数美国人对贫困的理解。作为一名牧师，我认识到，如果不能学会理解那些我们不了解的力量以及被这些力量隐藏的人，我们的教会就无法履行被赋予的使命。

对我们的社区来说如此，对整个美国而言亦然。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根本就没有理解贫困，自然也无法解决这一危机。我热爱美国，但越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就越是为一项关乎这个国家的基本事实所困扰：我们总是被一重又一重的谎言分散了注意力，从而无法解决那些本可以解决的问题。我选择直面白人贫困，原因与我劝诫那位执事和我所牧养的会众是一样的：只有正视美国的贫困，我们才有可能齐心协力终结这一危机。然而，要想认清贫困的本质，我们需要先对现有的视角进行彻底的重新审视。

《圣经》是我的想象力之源，依据其义，先知的职责之一就是呼吁国家关注那些已经被习惯性忽视的人。先知耶利米生活在古代的以色列，当时的领导人忘记了他们对穷人负有的责任，弱势的民众都被逼至社会的边缘。耶利米宣称：“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1]在耶利米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令人漠视他人痛苦的迷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这些谎言扭曲了每个人的现实。耶利米意识到，唯一的希望是有人能够看清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站出来说出真相。他说他受到召唤，要成为那个“守望者”[2]。

现如今，守望者虽然已没有制定政策或管理公共防卫资源的权力，但仍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尽其所能地去理解问题实质。当守望者发现某些事情可能会对整个社会构成威胁时，他会发出警示，以引起人们对危机的关注。

和耶利米一样，我心心念念的是我在全美各地遇到的贫穷民众。就像我们教会里那位前来寻求帮助的女性一样，很多人都会敞开心扉，对他们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从西雅图的郊外到西弗吉尼亚州的偏远地区，从旧金山的田德隆区到纽约州宾厄姆顿的街道，从肯塔基州东部的山沟到堪萨斯州的农田，美国的穷人邀请我走进他们的生活，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为他们纾困。他们明白，美国的贫困危机远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所能解决的问题。一次又一次，他们只是邀请我去观察和了解。他们恳请我不要忘记他们。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召唤我成为一名守望者。《白人贫困》这本书，就是我试图呈现我所见所闻的一次尝试。在这本书里，我希望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讲述贫困者的故事，让大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每天都是如何在为生存而斗争的。

根据联邦政府的数据，美国有近4 000万贫困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1.6%。[3]在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竟然有超过1/10的人口生活于贫困之中，这绝非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整个美国社会似乎已经接受了以我们构建的叙事来解释这一数字。但这些叙事根本不是事实。

我们对贫困的低估，表现在我们将贫困视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而没有将贫困视为我们在确保全民应享有自由、公正方面的一种集体责任缺失。我们教堂的那位执事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人若在月底时手头拮据，那她肯定是在某些方面没有做对，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辜负了她。要是有工作的话，她怎么可能陷入贫困？“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都变成以这种方式看待贫困的人。我们的视角已经被各式各样的谎言扭曲。

我们一旦接受这些谎言，也就相信了那些认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要么懒惰，要么是在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后果的迷思。在这种叙事的某些版本中，人们会对穷人抱有怜悯之心，并出于对穷人的同情而为其提供心理健康治疗、就业准备计划、品格发展计划或者通往“机会”的特定途径。然而，在如上每个版本的迷思中，穷人都是只占一小部分的少数群体。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些迷思都在试图让我们将贫困和黑人群体联系在一起，而同样属于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白人却通常自视为“劳工阶级”。

为了让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持久地相信贫困只是少数人的问题，而这些人的困境应该归咎于他们自己，我们所认定的贫困必须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由我们的官方贫困衡量标准（简称OPM）所确定的那11%左右的人口就是我们所说的穷人。当政府机构评估脱贫计划的有效性时，他们依据的就是这些数据。当记者报道经济变化如何影响穷人时，他们讨论的就是这些人。即便是为穷人发声的那群人也经常引用这些数据。然而，事实上，生活在贫困线边缘的人要远多于我们政府所说的那4 000万美国“穷人”。

根据美国政府的官方贫困衡量标准，年收入达14 000美元的个人和年收入达28 000美元的四口之家都不会被计入贫困人口。但你可以试试，在今天的美国，你每月能不能仅依靠1 167美元生存下来。如果你能以800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套单间公寓（在美国的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地方，这都是一项越来越艰巨的挑战），那么你剩下的钱就只够支付基本的水电费。这样你就没有钱支付食品、医疗、交通或其他生活必需品。仅仅是为了吃饭或开车上班，你就可能需要透支下个月的房租，要不然，你就得舍弃尊严，去当地教堂借50美元来支付电费。如果没有家人或朋友的支援，你一个月后就会无家可归——但根据官方贫困衡量标准，你仍然不算“贫困”。在美国的城市里，我遇到过好些同时打几份工，而且经常连班工作的人，他们的收入能达到官方贫困衡量标准的两倍，但他们晚上仍然只能睡在车里，因为他们无法在支付其他生活费用的同时再负担房租。

事实是，我们的官方贫困数字掩盖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贫困现实。官方贫困衡量标准是一项以20世纪60年代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成本进行测算的过时指标。当年，美国政府希望找到一种方法，以确定哪些人有资格获得脱贫计划的资助，社会保障管理局的一位名叫莫莉·奥珊斯基的经济学家估算出，一个家庭的最低整体生活费用大约相当于他们在食物上花费的三倍——在当时，这个公式被证明是相当准确的。[4]通过跟踪不同规模家庭的最低食物预算成本，政府一直在持续更新官方贫困衡量标准。

然而，尽管过去近60年里美国的住房、交通、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和教育的成本大幅上涨，但我们衡量贫困的方式并没有与时俱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加仑[5]牛奶或一打鸡蛋的价格大约上涨至原来的4倍，而美国的房租中位数增加至原来的16倍多。由于我们仍使用过时的标准来评估贫困，我们常常以为贫困只会影响到一小部分未能抓住国家经济繁荣所提供之“机会”的人。这种定义贫困的方式使我们无法认识到，美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并未惠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事实上，今天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几乎已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步。美国有超过1 900万租房者需要将其有限收入的30%以上用于付房租，[6]有60万人无家可归，还有数百万人徘徊在无家可归的边缘，[7]他们想尽办法应付各种逾期的账单，以避免被扫地出门。这就是为什么几乎在美国任何一个城镇，你都可以在当地沃尔玛停车场的一角发现一堆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会把车停在那里，在车里睡觉过夜。如果你稍留意这些车辆就会发现，你其实也会在当地学校的接送区、在你购物场所的停车场，甚至在你所在的教堂、寺庙或清真寺遇到他们。

如今，美国有63%的劳动者靠薪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8]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周薪比50年前少了54美元。[9]考虑到过去50年里我们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所有惊人进步（或者至少被公认为是进步的东西，例如计算机、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我们其实很难理解，为什么到头来，美国普通劳动者如今的实际周薪竟然比1973年还低。这怎么可能呢？答案就在于，过去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经济收益都流向了社会顶层人士，而不是普通劳动者。

在21世纪初，美国85%的总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与此同时，有整整40%的美国人没有一分钱的净资产。2/5的美国人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为了支付早已逾期的账单，他们每天都像过去南方的佃农一样辛勤劳作。但是，当研究人员询问美国人对当前财富分配水平的看法时，我们发现，人们对美国社会的极端不平等状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大多数人会高估自己最贫穷的邻居的净资产水平，同时会低估最富有的美国人所掌握的财富。在一项又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都有着同样的发现：美国人看不清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奥珊斯基提出官方贫困衡量标准以来，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的财富翻了一番，而全美家庭的官方贫困率却仅出现了略微波动。2023年，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美国近8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10]这种倾向于社会最顶层的极端财富再分配方式掏空了中产阶级，导致近一半的美国人陷入难以解释的困惑之中：为什么每月的开支像一列失控的火车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就像耶利米时代的公众领袖一样，美国的政客竭力避免提及这场困扰着近一半选民的危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那些有头有脸的共和党人总是将责任归咎于穷人，并不断地重复那些暗示穷人不是遇到了问题而是问题本身的迷思。反观民主党人则试图以“渴望成为中产阶级的人”这样的委婉说法来避免谈及穷人。与此同时，那些入不敷出的人则并不确定是否有人会关注到他们。如果一家人都睡在小面包车里，并只能靠一份低薪工作度日，那么他们算是“劳工阶级”吗？如果这些人只能在工厂里和其他轮班的工人共用一张床铺，那么他们也算“下层中产阶级”吗？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当今美国的贫困状况，[11]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果这个月发生了一笔400美元的意外支出（例如突然需要去看病或修车），哪些人会因此无法承担他们的每月基本开支？想想那位向我们教会寻求帮助的姐妹对爆胎的恐惧。我们如果从实际需要的角度来看待贫困，就会发现，美国有1.4亿人，也就是43%的人属于贫困和低收入群体。这就是我在这本书中所采用的对贫困的定义。这些数据反映了我作为一名美国守望者所见到的现实。

如果将这1.4亿美国贫困和低收入群体进行细分，[12]我们会发现，其中有2 400万是黑人，这占到了美国全部黑人的60%。这一沉重的数字反映了种族主义在美国生活中的持续影响，此外，原住民和拉丁裔社区的贫困人口比例也与之相似。然而，当你再细看关于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统计数据时，会发现其中竟然有6 600万白人，这一数字几乎是这一群体中黑人数量的3倍。

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贫困是一场影响着近一半美国人的“流行病”。

而且，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你，白人才是美国穷人中的大多数。

我之所以对白人贫困问题发出警示，是因为我深信，只有我们理解了贫困对那些被迷思蒙蔽的、貌似享有特权的白人的影响，我们才能够揭露美国贫困的独特之处。

从我出生之日起，我的父亲就坚决要求我认清自己的所有身份。在我成长过程中，他还不断教导我，无论在哪里面对不公正的事情，我们都必须敢于挺身而出。我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相信如果不努力践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一教义，就不可能真正跟随耶稣。我记得小时候，我曾跟随他去拜访住在北卡罗来纳州东部小棚屋里的一个贫困白人家庭。我早已不记得我父亲和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们厨房的角落看到一堆空狗粮罐。他们家有七八个孩子，但没养一只狗。

当我们看不到受苦者的绝望时，我们便会向他们施暴。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让自己所处的社会变得更加暴力，而这将我们所有人都置于危险之中。一个无视我们6 600万白人兄弟姐妹的政府，也必然会毫不犹豫地无视我们的黑人、原住民和拉丁裔兄弟姐妹的需求。作为美国穷人的守望者，我得出一个结论：除非我们促使这个国家正视白人贫困问题，否则贫困问题将永远得不到真正的重视和解决。

守望者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告知民众其所目睹的危险并发出警示。在古代以色列，耶利米因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难而在公共广场上流泪痛哭。我越是看清美国的贫困，就越是忍不住要大声疾呼。

2017年，联合国贫困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对美国进行了考察，在之后撰写的报告中，他指出了美国的贫困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高居首位这一独特现象。[13]他访问了许多我在过去10年间也曾到过的地方。报告完成后，我和他在联合国会面，讨论了为什么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贫困仍旧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我们一致认为，问题不在于美国不知道如何减贫。亚洲、欧洲和中东发达国家的贫困率都远低于美国，而我们顶尖的社会科学家会定期撰写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介绍世界各地成功的减贫政策。问题也不可能是美国缺乏资源：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体。当我们想发动战争时，我们可从来不会囊中羞涩。当国会决定救助银行时，也可以说到做到。

奥尔斯顿和我都认为，我们所缺乏的是良知。大多数美国人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知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会如何削弱我们的民主体制。而且，由于我们未能准确地认识这场危机，我们就无法形成共识，也无法认定贫困是一场必须根除的灾难。奥尔斯顿告诉我：“我不是宗教人士，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上帝级别的问题。”

古代先知提醒我们，当人们无法认清问题时，守望者必须发出警示。然而，在贫困危机面前，我们的道德领袖却出奇地沉默。尽管《圣经》谴责忽视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罪行，尽管耶稣布道的第一条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但皮尤研究中心在对近50 000篇布道文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贫困”和“贫穷”并不是美国布道坛上的常用词语。[14]就在我们每个城镇最需要守望者的时候，我们的道德警报系统却失灵了。

但只要我们仔细聆听，就能听到美国先知的声音在历史的长廊中回荡，而且时至今日，这些声音仍在召唤着我们。这让我想起那遥远的1968年，当时，来自不同背景的贫困者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旨在为全美人民实现经济正义的“穷人运动”。[15]农村黑人社区的民权工作者注意到，午餐桌上的去种族隔离运动对那些吃不起饭的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他们指出，贫穷挨饿的不仅仅是黑人，还有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路易斯安那河口地区的白人家庭，城市中心的福利权利倡导者和加利福尼亚葡萄园的奇卡诺[16]工人，以及仍为在故土上的生存权利而战的阿帕奇族人和纳瓦霍族人。在马丁·路德·金博士前往田纳西州孟菲斯支援那些为争取改善工作条件而罢工的环卫工人之际，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贫困群体逐渐联结为一体。当刺客的子弹在孟菲斯洛林汽车旅馆的阳台上射穿金博士的脖子时，这场要求美国正视其贫困问题的运动也渐成声势。

1968年4月，金博士下葬。仅仅两个月之后，他的遗孀科雷塔·斯科特·金便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了那个6月里最大规模的一场“穷人运动”集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歌手，她以一首歌曲作为其演说的开场。“有人在受苦，主啊，请来这里。”她一边唱着，一边将目光投向国家广场上那数以万计的穷人示威者。他们在广场上搭起了连成片的帐篷，并希望以此唤起同胞对他们苦难的重视。

金夫人正承受丧夫之痛，但她通过古老的灵歌找到了一种方式，将自己的痛苦与数百万美国人的苦难联系到了一起。这数百万人中甚至包括了那些被谎言蒙蔽、认定她丈夫是试图摧毁美国的激进主义者的美国贫穷白人。是的，她的家人遭受了致命的暴力袭击，这种暴力甚至在射穿她丈夫的身体之前，就已经激起了数百万美国白人的仇恨。但凭借先知般的同情心，科雷塔·斯科特·金找到了善用这种暴力的方法，并借其将她和其他穷人联结起来。

“我必须提醒你们，让孩子挨饿是暴力。”1968年6月19日，她对参加“穷人运动”团结日集会的人群说，“忽视孩子的教育是暴力。惩罚母亲和她的家人是暴力。歧视劳动者是暴力。让人民住在贫民窟是暴力。忽视医疗需求是暴力。漠视贫困也是暴力。”[17]

就像耶利米和之前其他的守望者一样，金夫人能够打破那些让很多人对美国穷人视而不见的迷思。种族主义暴力夺走了她的丈夫，但并没有剥夺她与贫困的白人劳工阶级建立团结的能力。早在1964年，她的丈夫就说过，“尽管肤色不同，但白人也会遭受贫穷的剥削和羞辱。尽管没有背上被歧视的显著污名，但他们也同样受到了歧视的重压”[18]。事实上，贫困的白人本可以和黑人共同构建一个能够重建美国的政治联盟，终结贫穷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的羞辱，然而这些白人却把歧视的枪口对准了黑人。当我们的先知跨越种族界限，要求整个国家看清贫困的真面目时，他们也是在揭露那些用来持久分化我们的迷思。

在充斥谎言的时代讲真话，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为。但这并非一种独创，而是古已有之。所有推动美国朝着成为更完美联邦的目标前进的运动，都依赖着守望者的努力。守望者就是那些认清了现状并发出警示的人。认清了贫困危机的本质而不发声，就等于是在参与掩盖贫困的迷思。这就相当于在延续金夫人所明确指出的那些暴力。

当我们最终看清美国贫困的真正危机，不再被古老的迷思蒙蔽时，我们不仅有机会将穷人视为真正的人，还学会将自己视为正在进行的美国民主试验中的道德主体。是的，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一样，也充满了有权势者从穷人手中窃取财富、利用权力挑拨穷人互相对抗，并借此来防止大众反抗的故事。

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故事。我们的历史中还有很多梦想平等、争取自由并通过团结昔日敌人来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人，我们同样也继承了他们的传统遗产。如果我们想改变白人贫困迫使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转到这一遗产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