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是一本由一名黑人撰写的关于美国白人贫困的书。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在我看来，长期盘踞在美国人脑海中的那种只有黑人母亲才会领取福利的种族主义形象，不仅仅是对黑人的贬低，还建立在一个掩盖了事实的迷思之上。这一事实就是：美国有数千万白人同样深陷于贫困之中。除非我们直面美国白人的贫困现实，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持久存在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到底有何真正特殊之处。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正视其真实的贫困人口组成，并认识到这些穷人中的大多数都是白人。

我们很少能够直面这一基本事实，原因在于美国存在一系列根深蒂固的迷思。人类无法关照到目之所及的一切，因此学会了把注意力聚焦。迷思就是那些告诉我们应当聚焦于什么的共同叙事。在古代，当天然的风险潜藏于村庄的边缘，人们会讲述森林怪物的故事，以使所有人将注意力聚焦于潜在的威胁。当航海民族的远航船只无法归航时，他们便创造出神话，宣称深海中潜伏着能够吞噬全部船员和货物的怪物。人类利用迷思来帮助后人关注那些可能会被忽略的威胁，从而得以延续。迷思训练了我们的专注力，但同时也蒙蔽了我们的视线。为了正视那些被我们刻意忽略的现实，我们必须抛弃曾经主宰我们过往历史的众多迷思。

詹姆斯·鲍德温曾说：“直面现实并不见得能够改变现实，但如果不直面现实，则改变根本无从谈起。”[1]我希望美国正视白人贫困的现状，因为我知道改变是有可能发生的。尽管困难重重，但我对此坚信不疑，因为我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知。

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特区爆发了大游行，我便出生在这次游行的两天之后。我的母亲总是说，她在游行时便开始出现产前阵痛，但我兴许是想多观察一下事件的进展，所以两天之后才呱呱坠地。游行那天，包括黑人和白人在内的25万人涌入了国家广场，一场要求变革的群众运动就此蔚然兴起。正如马丁·路德·金在那天的演讲中所说，美国再次把对平等的承诺变成了一张空头支票：黑人儿童为了抗议他们的二等公民身份走上街头，却被消防水龙冲翻在地，并遭到警犬的袭击。年轻的约翰·刘易斯在演讲中明确表示，这场运动不仅要争取公民权利，还要为那些“领取微薄工资或根本没有工资”的人争取经济正义。

两天后，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里，我父亲反对在我的出生证明上写上“黑人”这个似乎旨在将我分门别类的词语。他绝非以身为黑人为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他们向来为自己身为黑人而感到自豪，为黑人为美国和世界所做的贡献而深感骄傲。

我父亲坚决要求我永远不要否认自己的任何一部分。是的，我是黑人。但这并不是我的全部身份。我们家族的血统源自印第安人中的塔斯卡罗拉部落、自由黑人以及眼睛蓝得像大西洋的欧洲裔祖先。想当年，来自欧洲的定居者和我们被奴役的非洲先祖跨越大西洋来到了美洲，并逐渐与当地人融合。所以我父亲绝不愿让政府说我只是一个“黑人”。他知道，在美洲大地上那些相互交织的血脉早已在我的基因中构建了三重纽带。我们不是一个二元分化的国家，不能简单地非“白”即“黑”。

但我确信，从国家的角度看来，我们的确已经迷失了自我。巴拉克·奥巴马当选后的茶党兴起，以及保守的唐纳德·特朗普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在共和党内的崛起，致使政治评论家们纷纷断言，我们的国家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的确如此。我并非对现实视而不见，只是一些贯穿于我们历史始终、被用于分裂我们美国人的古老迷思，如今正在被进一步放大，而导致这一结果的不仅仅是政治竞选活动，还包括24小时循环播放的有线电视新闻、社交媒体、由企业和亿万富翁资助的活动人士，以及那些决心消灭“政治正确”的傲慢校董。

尽管为了博眼球，这些异曲同工的争斗每次都被披上崭新的外衣，但有近一半的美国人，因为共同的贫困经历，不分种族、信仰以及地域地团结到了一起。他们承受着相同的苦难，却没有被赋予共同的名称，只因为官方对贫困的定义使数以千万计美国人的利益被忽视。我们固然看到了一些关于贫困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严重低估了美国人的贫困程度。有太多的美国人正深陷困境之中，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把日子维系下去。

因此我主张，我们必须重新定义贫困，以便真实反映美国人民所面临的危机。我们目前用来描述美国贫困的数字和语言都是谩辞哗说。事实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的公共生活最可恶的一点就是我们谈论贫困的方式：在我们眼里，贫困仿佛只是一种异常现象，而实际上它已经构成我们经济体系的固有特征之一。

尽管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和股票市场指数在几十年里持续增长，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财富水平却在持续下降。2016年，美国没有一个县的全职劳动者能仅凭最低工资租住到一套简单的两居室公寓。[2]这就是贫困，而我们早该要求政府承认这一现实，扩大对贫困的定义。

在本书中，当我谈论贫困时，我指涉的是所有生活朝不保夕的美国人。身陷困境绝非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我们国家持续的错误决策所导致的。为了尽可能准确地依据现有数据做出描述，我在本书中会经常使用“贫困和低收入群体”这一技术性术语。后续我会对此做出更详细的解释。

当务之急是要明确，贫困在美国绝非一种孤立现象。事实上，贫困在美国无处不在。黑人和棕色人种无疑深受贫困之苦，但还有一个关乎美国不平等的基本事实经常被视而不见：白人才是美国贫困人口中最大的种族群体。

白人贫困说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在高速公路出口乞讨的女人或睡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的男人。它也包括那位在收银台帮你把东西装袋的母亲，这位母亲发愁的是，如果把钱拿去修她那辆唯一的代步汽车，她要用什么来养活自己的孩子。它还包括那些有工作但每月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和偿还学生贷款的大学毕业生、建筑工地上那些没钱给自己和家人购买医疗保险的日结工，以及那些生活在支持所谓“工作权”[3]的州，却不得不在买药治病和交房租之间做出抉择的仓库工人。它同样包括所有貌似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却仍不得不经常睡在车里或在朋友家洗澡的数以千万计的美国民众。

从对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关注到对农村社区“绝望致死”的报道中，我们多少能窥见贫困对美国白人的影响。但每当我们聚焦于大城市市中心贫民区药物滥用问题和阿巴拉契亚地区药物滥用问题之间的联系时，关注贫困对亚利桑那州的美洲原住民儿童以及对西弗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或纽约上州的贫困白人儿童的影响时，我们似乎总会不可避免地被另一套叙事侵扰。依据这种叙事，穷人是自身困境的最大责任人。即使贫困者是白人，他们也会被指责陷入了所谓的“贫困文化”，而这种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黑人、棕色人种和美洲原住民社区陷入贫困的一项主要原因。依据这种迷思，贫穷都是穷人自己的错。

然而，这种将黑人的贫困归结于黑人本身，而骂白人贫困者是“废物”的迷思[4]，一旦遇到如下事实便开始土崩瓦解：在美国，贫困和低收入的白人数量是贫困和低收入的黑人数量的两倍以上。政客有时将贫穷的白人称为“劳工阶级”或“渴望成为中产阶级的人”，但当我们把他们与所有其他贫困和低收入的美国人放在一起观察时，就会发现贫困是一个正在侵蚀我们共同生活的毒瘤。是的，种族主义依然存在，并导致有色人种社区有着更高的贫困率。但是，把黑人的贫穷归咎于黑人本身的谎言，也让我们忽视了白人贫困家庭所承受的痛苦。在一个所有美国人的工资都近乎停止增长，住房、医疗、教育和交通成本却在急剧上涨的时代，所谓的“白人”身份和各种发表在网上的泄愤言论并不能让这些贫困者的日子更好过一点。

据我观察，贫困已经导致数百万美国白人遭到孤立。但抛开那些指责白人需要为自己的困境感到羞耻并忍气吞声的迷思，我相信贫困也有希望成为一种团结的力量。它可以让白人彼此团结一致，也可以让白人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穷苦友邻团结在一起。他们包括办公楼的保洁人员和公立学校的校工、采摘农产品并将其摆上超市货架的工作人员、打包商品并将其送到我们家中的快递服务人员，以及那些帮双职工家庭照顾孩子和年迈父母的保育员和护工。在一个公众过分关注分裂问题的时刻，共同的贫困经历反而有可能把大众聚集起来，发起一场真正的变革运动，而呼吁团结并推动变革，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美国地图上那些由红色和蓝色代表的各县选举结果[5]，会影响政府通过立法来解决贫困问题的能力。但地图上这些颜色所呈现的，仅仅是在某一特定选举中被计入选票的大多数人。那些由服务于大公司利益的反动极端分子控制的地方，与其说是“红色”县，不如说是缺乏组织的县。这些县的最大选民群体既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民主党人，而是那些往往不去投票的贫困者和低收入者。这些人之所以不参与选举这一政治程序，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没有人愿意代表他们发声，而且为了维持生计，无论是护士、工厂工人、女服务员还是房屋油漆工，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6]这一天都得去上班。

无论如何，以红蓝两色来展示各地选举结果的地图，证明很多美国人已然接受了关于国家分裂的叙事。这种叙事是彻头彻尾的迷思，因为它不过是用于强化讲述者的价值观。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叙事来讲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想成为谁。作为一名黑人民权和道德领袖，我曾受邀参与由贫困白人领导的、发生在全美各地的斗争，这本《白人贫困》正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写作而成。但这本书并非由我一个人写就。25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牧师和社区活动家时，我结识了乔纳森·威尔逊-哈特格罗夫，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山区的年轻白人男子。我们之间的友谊让我获得了一种我称之为“道德融合”的体验。基于道德融合，我们有望构建出一个多种族的民主社会，所有身处其中者都将拥有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稍后我会更详细地解释这一概念。另外，在本书的后记部分，我还会请乔纳森现身说法，让他亲自讲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故事。

2020年夏天，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公开杀害后，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正义示威活动之一。[7]我们看到各个种族的民众聚集到大小城镇的街头，决心改变压迫黑人的白人至上制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愤怒的反弹情绪的出现，这些力量妖魔化反种族主义，禁止各种书籍，并试图在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基本主张的广泛人群之间制造分裂。

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一个继承了黑人长期争取自由斗争传统的黑人却要写一本关于白人贫困的书，这多少会让人感到奇怪。我的一些朋友担心，由一个黑人揭开白人贫困的面纱，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解救黑人于苦难的紧迫性。但我反而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增强紧迫性的好方法。我探讨白人贫困，是为了以此表明，黑人群体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其他人群也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挣扎，试图单独打这场仗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早就该联合起来，停止彼此之间的对抗。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都难以维持生计、无尽财富越发集中于顶层少数人手中的社会，我们需要与任何能够看清这一现实的人联合起来。

我也充分理解，白人完全有理由质疑那些特意把“黑人”的英文首字母大写，而不把“白人”的英文首字母大写的人。[8]谁能保证一个写白人贫困问题的黑人不会想看到局面逆转，让黑人占据上风？在这本书中，我解释了为什么在我看来，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真正的身份归属。美国的种族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旨在分裂我们的迷思。许多白人都拥有丰富的身份认同，但这些身份认同往往不是源自肤色，而是源自家族、地域、文化习俗和其居住的社区。我遇到过的阿巴拉契亚人、奥基人、阿卡迪亚人和中西部农民都有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这些具体的身份认同都要比简单的白人身份认同更为厚重（在英语里，阿巴拉契亚人、奥基人、阿卡迪亚人和中西部农民的首字母也都是大写的）。事实上，“白人”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虚假身份，其目的不过是把那些实际上并无太多共同点的人聚拢起来，然而这种身份认同背后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并没有真正服务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我之所以要把“黑人”和“原住民”的英文首字母大写，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在抵制迷思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一些共同的文化。许多白人群体也形成了自己的抵制迷思的文化。在殖民时期的佛罗里达州，拥有英国血统的定居者被称为Craquero，他们从事牧牛的工作，一直受西班牙地主的歧视。就像世界历史上其他受压迫的人们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这个本具有侮辱意味的词，开始骄傲地自称Cracker[9]。同样，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红脖子”也是如此。“红脖子”最初是一个贬义词，专门用来形容那些因在户外劳作，脖子经常被晒伤的贫苦白人劳动者，后来指代与矿业公司进行斗争的煤矿工人，他们都戴着红色的头巾，以示团结。今天谈到“红脖子”时，大多数人都不会记起，虽然当年大多数矿工是白人，但其中也有一些黑人。我的外祖父既是一位圣洁的传教士，也曾经是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名黑人矿工，在“煤炭战争”[10]时期，他和白人矿工曾携手在布莱尔山之战中尝试组建工会，并因此遭到袭击。

当我停下来，反思先人留给我的各种经验教训时，我意识到，号召大众正视白人贫困，拥抱一种能够团结所有种族的穷人和劳工的身份，乃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美国不平等的根本结构仍然被笼罩在当年种植园主向贫困欧洲移民所灌输的迷思之中。那些种植园主试图让贫穷的欧洲移民相信，允许前者拥有奴隶的法律最终会为后者带来好处。虽然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代历史中，都有霍雷肖·阿尔杰[11]式故事来维系这种迷思，但白人贫困仍然是揭露这些谎言的一项有力真相。于是我写了《白人贫困》这本书，因为我知道真相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只要我们能够直面美国独特的不平等的现实，我们就可以设法找到有能力改变它的人。真的，除非我们能够正视问题，否则一切都将无法改变。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正是因为我正视了白人贫困的问题，并且遇到了一群能够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美好国家的人。

我也想让你认识他们。

威廉·J .巴伯二世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