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绘制国家现代转型的中国地图

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180余年。如果把这180多年分成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不同时期的不同状况。在清朝统治的最后70年中，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王朝帝国，不断遭受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挑战，清政府的短视和无能，使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领海利益受到极大伤害。不甘落后挨打的中国仁人志士为改良、革新而努力求索，中国延续千年的王朝政治最终由于辛亥革命而画上句号。之后，在中华民国阶段，国家陷入外敌入侵、内部分裂的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为了争夺国家的统治权而斗争。这个过程最终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大陆政权、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而告一段落。中华民国的建立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但终因传统守旧势力强大、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缺乏足够强大的主导和整合力量，使得其政治派别及其精英未能完成国家的统合任务，因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人民艰难困苦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转变的契机，宣告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国家现代化改造方案的诞生。这种方案抓住了中国最大的实际，即从农民和工人等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解决问题，直奔“建造一个新中国”的目标。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主政70余年，实现了国家政治转型、经济起飞、社会发展，目前正在努力追求面向现代化的治理变革。 2013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2019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2020年中国政府制定2035年远景规划和2049年实现现代化强国的行动计划，这一系列政策和行动表明，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现代转型步入正常轨道，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产生发展效应，在国际体系中也拥有了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

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回顾40年历史，并从国家现代转型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为国家现代转型添加了新的内容。

第一，国家现代转型需要创新政治经济理论，这种政治经济理论显然不同于自由市场理论，也不同于计划经济理论。在国家转型的政治经济理论构建方面，中国政治学打破传统理论教条的禁锢和限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论证；同时，创新思想和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提供了论证。如果说经济学提供了市场机制的论证，政治学更多地提供了政府机制的论证。今天，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有机配合，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第二，现代国家转型需要构建政府创新理论，这种创新理论应该为政府改革提供方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几乎每隔5年就要推出一轮政府改革，经过不同主题和不同目标的政府改革，最终将“计划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政治学积极参与政府职能和作用的讨论，围绕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等问题，探究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式，讨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及“放管服”改革等议题，提出有效政府与有限政府的理论，为政府改革提供论证。

第三，现代国家转型需要构建转型政治发展理论，这种政治发展理论能够以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为基础，以解决国家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导向，摒弃制度解构和制度移植的简单结论，广泛吸纳民主转型理论、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参与理论、政治合法性理论、社会建设理论等理论的合理要素，提供合乎本国发展规划、解释和引导本国实践的概念和命题。中国政治学致力于构建政治理论体系的探索，建立了区别于以往阶级分析这种单向度线性理论框架的多元化、多视角、多维度的政治学理论模型；以治理变革为核心，突破基于政体理论的自由民主改革定义的局限性，将中国的改革定义为“治理改革”，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全面改革实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以中国实际和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故事和经验为内容，形成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解释，即国家治理的系统性解释，阐释了治党—治政—治民的任务，并对中国制度及其治理的优势做出学理性解释，对中国治理实践——政党治理 (党的领导及其制度)、贫困治理、环境治理、腐败治理、社会治理等——经验进行理论总结。

第四，现代国家转型需要构建符合国际准则同时适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外交理论和国际战略。中国政治学聚焦大国关系和国际互动的历史及现状，分析国际贸易、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产业竞争等要素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求突破现实主义零和博弈逻辑，阐释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和政策路径，在国际学术界清晰表明中国立场，系统总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地区合作的经验，围绕全球治理的政治逻辑，在国际组织决策、气候政治、贸易政治、发展政策等重点领域开展前沿性研究，构建了基于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