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美国大学生运动，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而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对这场运动退潮原因的分析上。

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运动，在美国社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叛浪潮。它历经时间长，参与人数多，叠加效应大。它和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等一起，成为那一时期美国社会一个重要的“存在”。进入70年代，应对学生抗议仍然占据着美国大学和学院事务的中心地位，同时也是政府和公众日益忧虑的一个问题。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美国公众仍相信学生抗议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1]但是，大学生运动带来的持续性轰动效应，却大约在70年代中期突然消失了。激进学生曾有的改造社会、誓与美国体制决裂的热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学生游行、街垒战等美国公众见怪不怪的街头政治也已不见，一直令高校校长们焦头烂额的学生罢课、占领大楼、破坏公物等校园骚乱也平息了下来。社会学家阿瑟·莱文（Arthur Levine）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一天，他拿着抗议传单来到6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抗议的中心地带——斯帕若广场（Sproul Plaza），希望能寻找到同情者，却在那里发现了两群学生。其中一群，约500人，他们正在观看一家乐队的表演，不时地，掌声如潮；而另外一群，约50人，却静坐在一旁，正在抗议某件事情。他随即对听音乐的学生进行了访问，询问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抗议，而得到的普遍的答案是：“我没时间”，“我不关心”，“我的作业太多”，“我更喜欢音乐”。[2]

阿瑟·莱文所见的斯帕若广场，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的斯帕若广场，成了两个时代的象征和符号。一个是和谐的、世俗的、自我的学生群体活动空间，代表了激进政治消逝后的“后60年代”，即真正日益摆脱“60年代”影响的70年代；另一个则是喧嚣的、具有宗教式热情的、利他性的学生群体活动空间，代表着那个具有特定文化历史内涵的“60年代”。斯帕若广场所传递的信息不免让那些参与轰轰烈烈学生运动的人感伤，但也使那些担忧大学生走向的人终于卸下了心理负担。不过，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这场在1970年一度引起全国恐慌并让美国政府日益忧虑（没有人成功地预测到它的结束时间）的学生运动，为什么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结束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们思索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由于长期以来把学生运动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运动的缘起、发展、组织、内容等方面，因而对这个问题关注不够。关于学生运动退潮的原因，他们只给出一些片面的解释。欧文·昂格尔（Irwin Unger）等学者提出了内部危机论，认为新左派运动内部的分裂是导致运动退潮的主要原因。少数学者强调外部环境论，认为学生运动退潮是70年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使然。被激进学生奉为宗师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曾提出“阴谋论”，认为“革命被谋杀了”。但不久他又修正了这种观点，认为“部分地，运动是被体制公开地镇压了；部分地，运动摧毁了自身”。[3]他已经逐步认识到了学生运动失败原因的复杂性，但以他的立场，给出的分析仍不可能全面而客观。

笔者认为，对这场运动退潮原因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运动本身，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政治经济等大环境因素。这场大学生运动，是在各种力量的拍打和撞击下退潮的。其中，既有社会变迁因素的作用，也有大学治理和环境变化因素的作用，同时，更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因素的影响。它是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这场大学生运动退潮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有利于我们理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转型时期的历史，有利于我们了解美国历史上一场规模宏大的充满热情和善意的大学生运动是缘何失去民意的，有利于我们了解这场曾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寄予厚望的运动退潮背后的真相。

除此之外，在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退潮因素的考察中，一些容易忽视的、颇为有趣的现象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与思考。

其一，60年代大学生运动与其他同期的社会运动相比，不仅受到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还与好莱坞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有关新闻媒体，需要我们考察的是，大学生运动为什么会引起大众媒介的关注；新闻媒体是怎样报道学生运动的；这些报道有什么特点，对学生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新闻媒体在促使学生运动的退潮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有关好莱坞电影，需要我们探讨的是，电影对青年学生反叛伦理、学生运动中的历史事件是怎样解读的；电影与学生反叛的关系如何；电影制作和宣传与大学生运动的退潮有何关系。弄清以上诸类问题，能使人们对社会与学生运动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因而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其二，在60年代大学生运动中，大学和学院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们是学生不满的根源之一，是运动组织和招募的基地，同时也是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改革或攻击目标。在大学生运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大学和学院长期受到运动的干扰，遭受了严重危机。大学和学院是怎样评估和治理校园危机的，相应的治理措施对大学生运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都是探讨大学生运动退潮因素过程中不能不加以重视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8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急速地迈进，这个过程在大学生运动的兴起和衰落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也是中观层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以上问题的解答，无论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历史，还是对于我们国家借鉴美国历史经验，吸取其历史教训，从容应对和处理一些突发性的校园危机或学生集体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其三，对学生运动内部危机的微观分析中，“边缘人”和“过渡人”双重身份、时间的流变对激进学生持续参与学生运动或学生革命有何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拓宽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运动的消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