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寺院社会等级的维持与升降
寺院社会等级的维持与变化，主要看寺院与供养主体之间的关系。此外，僧侣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作为观察寺院社会等级的参照。如果供养主体没有发生身份性的变化，寺院就能够维持相应的社会等级。
一、寺院社会等级的维持
土地等常住财产能够保障寺院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寺院的土地资产中，口分地与永业田区分明显。前者存在土地授受问题，后者是寺院常住财产
，吐鲁番出土文书证明唐政府严密管理寺院僧籍和手实。就初唐国家寺院而言，除了口分田之外，还能得到特别赏赐的土地。道世说“若是国家大寺，如似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敕赐田庄一般数量不菲，是寺院稳定的收入来源。西明寺建立时，获得“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两，绢布二千匹”的赏赐。
此外，国家寺院僧团还有优厚的待遇。如洪遵“与五大德同时奉见。特蒙劳引，令住兴善。并十弟子，四事供养”。禅定寺“国供丰积……僧众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选香美”。法常在普光寺时“衣服供给，四时随改”。寺院节日开销，也由皇室供奉。西明、慈恩等寺“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所以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举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
武德七年（624）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分为口分”。僧人的授田标准低于俗人，唐代前期一般为30亩。开元十年正月，敕令：“寺观常住田，听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已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已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已下，不得过五顷。”10这样，永业田占寺院土地资产的比重为30%多。永业田在寺院土地总额中的占比维持很低的水平。但是，敕赐田不受这种规定的限制。武德九年（626），嵩山少林寺都维那惠义将敕赐田40顷登录为口分田，影响寺院实际占地，贞观六年寺僧申诉改变登录项目。张弓认为官府依照田令颁给少林寺口分田，寺院没有从官府另外获得土地。笔者认为寺院实际获得了赐田，惠义拘泥于永业田不得超过一定比重的规定，故而将敕赐田登录为口分田，随后又意识到错误登录的后果。敕赐田不受上述比重的限制，其意义在于寺院得到稳定而充足的经济保障。
寺院土地似应承担赋税，如果免税，需要获得批准。大历五年十月，不空曾经请求免除太原崇福寺的一切差科和地税。肃宗时，荷恩寺法津（699—770）“奏免常住两税，至今不易。又还官收地廿二顷。恩命令立丰碑在于寺普润庄”。这时，两税法尚未实施，可能是元和二年（807）锐璨撰写《法津塔铭》时对过渡时期寺院土地赋税的称呼。1985年，西明寺遗址井2第五层出土石碑残块，提及“两税”、“月送租”、“放地钱”等，当与经济收入有关。
国家寺院代代不同，但在汲引佛学精英方面却有共同点。这能够保持国家寺院的佛学中心地位。例如，大兴善寺成为国内外佛教资源的汇集之地。开皇二年冬，那连提黎耶舍（Narendraysas）在大兴善寺草创译场，昭玄统昙延、昭玄都大兴善寺寺主灵藏等二十多人监掌译务。其中，开皇三年的《德护长者经》后来成为文帝作政治宣传的依据。到阇那崛多（Jinagupta）主持译场时，大兴善寺已有完备的翻译组织。开皇七年，隋文帝征召关东地区的六大德进入大兴善寺。他们分别为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和徐州昙迁，都是原北齐境内的高僧。
其中昙迁学兼南北，在北齐末南逃陈境，获得南方最新的《摄大乘论》，隋陈对峙之际渡江北迁。慧远、僧休和洪遵已经在北周宣帝时汇集到洛阳嵩山的陟岵寺。开皇中期，朝廷设立寺院讲学的专门组织“二十五众”，多由六大德或其弟子传法，“四事供养，并出有司”，其中多人在仁寿末进入禅定寺。
大兴善寺、两禅定寺与弘福寺建立时间前后相隔近五十年，经历了隋唐之际的政治变迁，但佛教学术保持一定的延续性。禅定寺建立之际，隋文帝以昙迁为寺主，委托确定人选。禅定寺“来仪名德，咸悉暮年。有终世者，无非坐化”。多名高僧居住禅定寺时已近晚年，但他们的随侍弟子对于佛学的延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智首是相州（今河南安阳）云门寺僧旻的弟子，仁寿末年“随师入关，止于禅定”。他的主要著述完成于居住在两禅定寺期间：“每日处众敷弘，余时却归寻阅。于是三藏众经，四年考定。其有词旨与律相关者，并对疏条，会其前失。”其著述包括《四分律疏》20卷、《五部区分钞》21卷、《诸师异执甄集钞》4卷、《经部甄定缵记》5卷。
贞观初年，两禅定寺的僧人多进入普光寺和弘福寺。例如，江都慧琎仁寿年间侍从僧荣入居禅定寺，后来随洪遵、智首学《四分律》。贞观初，由太子李承乾征入普光寺，“纲理僧伦”。兖州慧斌学兼禅律，在禅定寺以谦逊、节俭知名，后被征任弘福寺寺主。法常、僧辩、道岳与智首等在大禅定寺时“名称普闻，众所知识，相为引重”，法常、道岳先后进入普光寺，僧辩与智首则进入弘福寺。
弘福寺建立时，朝廷任命智首担任上座，“其有预在征迎，莫不谘而趣（取）舍”。可见，智首在隋唐之际国家寺院的佛学延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与禅定寺昙迁相比已经发生变化。昙迁具有人选的决定权，智首则居于顾问的地位。后来西明寺建立时，“其取一人，令弘福寺灵闰（润）法师详择可否”。灵润也居于顾问的地位。由于初唐官僚体系中取消僧官，僧侣管辖权归于世俗政权，僧团与政府形成合作的关系。
弘福寺组建的译场由24人组成，来自长安国家寺院的有弘福寺灵润、文备、明璿，普光寺栖玄等，体现了延续性，但佛学上围绕新译佛经展开。显庆元年（656）八月，朝廷开始在延康坊建造西明寺。在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大慈恩寺《大毗婆沙论》译场列位上，出现了西明寺僧人慧景、慧立、玄则、神察和嘉尚的名字。这时，西明寺还没有开始兴建，未来国家寺院的人选已经有了安排。西明寺落成时，僧人中“普闻名称，时立威仪，行则上首，举为左臂者”，有“上座道宣、寺主神察、都维那智衍、子立，传学玄则、栖禅静定，持律道成、怀素等人”。
玄奘的弟子窥基、普光仍留在慈恩寺，他们长期从事著述和宣传，大慈恩寺因此保留新佛学的根基。另一部分弟子迁移到西明寺和太原寺，新佛学得到延续和扩展。
S.5319《妙法莲花经》卷3尾题中有咸亨二年五月二十日参加长安太原寺佛经抄写工程的僧人的名字，其中，灵辩、嘉尚来自大慈恩寺，薄尘、玄则来自西明寺。道成原为昭国坊弘济寺律学僧人，显庆三年与道宣、怀素等转入西明寺，咸亨元年为太原寺上座。慧立为玄奘弟子，显庆三年由慈恩寺转入西明寺任都维那，咸亨元年升任太原寺寺主，曾经代表佛教参加宫廷辩论，又撰写玄奘行传，未成而卒。随着政治中心迁移到洛阳，长安太原寺薄尘、嘉尚、道成仍为洛阳译场中的核心人物，新的国家寺院保持了佛教的延续。唐代后期，皇室难以营建大型寺院，“名德聚之安国”，安国寺成为盛唐之后的佛教中心。
与国家寺院不同，贵族寺院因家族势力的长期维持而具有稳定的地位。隋唐之际，有的贵族寺院获得新的发展。普宁坊十字街东之北的灵化寺，原为沙门善吉之宅，这一寺院由段文振家族供养。《辨正论》卷4云：“隋兵部尚书上大将军龙岗公段文振造云化寺。”这里“云”是“灵”的误写。唐代初年，段文振次子段纶尚高祖女高密公主，继续经营灵化寺。
智该（578—639）原在弘德坊的月爱寺讲学。段纶闻其名，“企承德言，推诚顶礼”，邀请他居住灵化寺，且“频建法筵，一心虔奉，四事周洽”。以此为基础，智该有多种经疏和著述。段纶还延请善讲《涅槃经》的三慧。三慧的讲学记录颇为流行，学者争相传抄。灵化寺俨然成为初唐时期的佛学重镇。
段纶之子段俨以及段纶之女都卒于颁政坊，因此，这里应是段氏住宅所在地。该坊十字街北之东为段家祖庙，或许与住宅连在一起。贞观十七年，段纶舍祖庙建立真空寺。这意味着祖庙与寺院都蕴含着祖先纪念的意义，才存在这种转换的可能。
入唐之后，尉迟氏与皇室联姻，宣化尼寺获得李氏供养。李寿（577—630）的兄弟神符永徽六年去世。神符子德懋请求让女儿法琬（639—688）出家，以为父亲祈福。朝廷同意法琬在宣化寺出家。法琬是隋吴国公尉迟纲的外孙女，宣化寺是“吴公之本置也。尔□黄金布地，尚疑须达之园；白鹤成林，即是菩提之树”。法琬在寺中别置一院，“以修道焉”。于此可知寺院在家族凝聚中的意义。
韦氏家族与法云寺共存的时间更为长久。广惠（803—859）是唐安寺尼，“俗姓韦氏，汉丞相之遗祉，周司空之远孙，地承华绪，门籍清流，灵根夙殖，道性天授。积金翠之莫饰，视荤腴而不味”。周司空指北周贵族韦孝宽（509—580），曾拜大司空。唐安寺由法云寺改名，位于在宣平坊。法云寺原名法轮寺，由隋文帝（541—604）在开皇三年（583）为纪念韦孝宽而立。孝宽之孙圆照夫妇居住在宣平坊。直到晚唐时代，韦氏后裔仍在这一祖先纪念的寺院出家，说明家族力量的长期维持以及对寺院的持续供养。
二、寺院社会等级的升降
寺院供养主体发生身份性变化，会带来寺院社会等级的升降。寺院更改名称，可能意味着原有的纪念意义已经结束；新的名称赋予新的纪念意义，有的能够体现等级变化，因而将改名寺院纳入观察的范围。
易代之际，国家寺院的地位可能发生变化。例如隋代的大兴善寺、日严寺以及两禅定寺。它们占有的土地、建筑等可能不会变化，但由于供养主体已经消失，僧团自然失去丰厚的待遇。另外，这些寺院的部分高僧随着新国家寺院的成立也会流失。这导致前朝国家寺院地位的下降。
隋独孤皇后在开皇三年为外祖崔彦珍所立普耀寺，同年为父赵景武公独孤信立弘善寺，开皇六年为母纪国夫人崔氏立纪国寺。这些寺院到唐代成为普通的民间寺院。杨广经营的日严寺在武德七年被废除，寺院僧侣以及文物被迁徙到崇义寺。道宣亲历其事：“武德之始，皇姊桂阳长公主造崇义寺。久崇戒范，义而居之。世属休明，物情望重。”道宣的师父慧頵似是由桂阳长公主备礼迎至崇义寺，实际上却是被迫迁徙。道宣在另一处记载经过：“至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房宇官收。惟舍利塔无人守护，守墌属官，事须移徙。余师徒十人配住崇义。”崇义寺“本隋延陵公于铨宅。武德二年，桂阳公主为驸马都尉赵慈景所立”。可知原来的国家寺院遭到废弃，其中的僧侣和文物为新的贵族寺院所吸收。
道宣的记载相互矛盾，以后者切近实情，且流露出他在武德时期低落的情绪。政治变动造成所在寺院的废弃，带来寺院生活的动荡不安。武德末年，朝廷准备实施更为激烈的融并寺院政令，他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题记中说：“武德九年夏中，于西京崇义寺中修讫，尔时值搜扬僧众，融并寺塔，情中闷悒。”是这种心境的反映。他后来虽然位至西明寺上座，但律仪活动基本在终南山山寺中举行，与国家寺院保持距离。
高宗、武后至睿宗时期，皇室势力膨胀，皇后、诸王与公主建寺基本没有限制。这一期间，有的贵族或民间寺院上升为国家寺院。中宗时期变化最多。
除了修饰开化坊的荐福寺纪念父亲、在洛阳营建圣善寺纪念母亲之外，中宗用原有寺院改名的方式表达纪念意义。神龙元年二月，洛阳宁仁坊的众香寺改名为中兴寺，经过张景源的劝说，改名为龙兴寺。大约同时，长安普光寺也改名为龙兴寺。另外，太平坊的实际寺改名为温国寺。
神龙元年，中宗为懿德太子李重润（682—701）追福，将延寿坊的慈门寺改名为懿德寺，并加以装饰。慈门寺原来由隋刑部尚书李圆通建立。另外，神龙年间，中宗为永泰公主李仙蕙（684—701）追福，将长寿坊的延兴寺改名为永泰寺。中宗曾在神龙二年四月和五月分别为二人重新办理葬礼，将民间寺院改名，是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韦后将贵族寺院改名，确立自己的权威。她将靖善坊的大兴善寺改名，以纪念自己的父亲：“神龙中，韦庶人追赠父玄贞为酆王，改此寺为酆国寺”，但寺名在“景云元年复旧”。位于宣平坊西南隅的法云尼寺“初名法轮寺，睿宗升储，改法云寺”。景龙二年，韦后将寺院改名为翊圣寺。同时，中宗还在两京等地为之建立翊圣观，可知这种纪念活动规模之大。
韦后选择法云寺改名，可能出于这座寺院与韦氏家族的关系。韦后之祖弘表与韦孝宽一族宗属疏远，然而，韦后有凝聚并扩大后族势力之举，中宗曾特令将与韦后宗属疏远的韦嗣立编入属籍。韦氏改名寺院，通过凝聚后族势力，强化自己的地位。
玄宗前期没有营建新的寺院，但通过改名，变换原来寺院的纪念意义。位于休祥坊的道德寺，原为大业元年元德太子为尼善惠、玄懿在弘德坊建立的寺院，永徽元年，将尼众和寺额北移到休祥坊。先天二年（713），为玄宗母亲昭成皇后追福，改名昭成寺，从而成为国家寺院。另外，洛阳道光坊的昭成寺，原为景龙元年韦后建立的安乐寺，“韦氏诛，改为景云寺，寻又为昭成皇后追福”，改名。位于大宁坊东南隅的兴唐寺，原为神龙元年三月太平公主为武后建立的罔极寺，开元二十年六月改名为兴唐寺。洛阳也有同名寺院，开元十五年或之前就已存在0。
玄宗时期寺院改名，一方面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为了消除前朝寺院建立者在政治上的影响，表明这一时期皇权的强化。
隋与唐代前期保持国家寺院的延续，但国家寺院之间基本上是前后相代的关系，是政治更替的结果。寺院佛学与这种变迁相伴随，会带来延续和繁荣，也有动荡不安。贞观前期，宝袭的弟子昙恭在济法寺、弘福寺和普光寺之间的迁居被道宣看作是“德为时须，故轮转无定”，是僧侣对讲学受到影响的感受，也是这一时期政治上混乱状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