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流企业理论的发展背景及简要评价
目前，中国研究企业理论的学者大多信奉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并且以科斯为宗。人们称赞科斯、崇拜科斯，为他作为年仅21岁的本科生就洞察出企业“黑箱”内幕的智慧而鼓舞，为他在高手云集的芝加哥大学舌战群儒的气概而振奋，甚至现代制度经济学领域言必称科斯。[1]正因为“科斯开启先河的分析”（埃格特森，1996：139），使得这篇“湮没多年而又终显不朽辉煌的文章”（费方域，1998：18）在那次舌战群儒之后的影响“与日俱增”（张五常，1996；威廉姆森，1996a）。人们开始把科斯描写成一个英雄、一个伟人，一个难得的智者；他具有坚定的意志而在得不到承认的情况下默默追求自己的信念，具有骄人的智慧且在学术生涯之初就确定了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2]例如，布劳格就高度评价了科斯开拓性的两篇论文，他说：“仅仅一篇论文就产生一门经济学分支的事例已属罕有；产生两个分支更不待说；而产权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乃是近10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两个经济学分支，它们的产生可以直接追溯到科斯关于社会成本的论文”（布劳格，2003：57）。
笔者无意贬低科斯的贡献以及科斯本人的出众智慧，但还是感到纳闷：如果科斯从年轻时代就认识到自己研究的价值并把它作为毕生科研的目标，那么何以在此后最富学术思想的二三十年间，没有就此展开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发表一系列的理论文章来阐述自己的洞见？我们知道，大凡具有一定坚定信仰的人，一定会为自己的观点摇旗呐喊或者埋头苦干，以孜孜追求其思想的传播。例如：李斯特发现了当时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狭隘性，从而在整个世界巡回鼓吹自己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古典主义走向了错误的道路，从而毕生埋头于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体系；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以及威克斯蒂德等人没有因自己的理论无法为时人所理解而放弃进一步的探索，他们的努力最终改变了经济学；凡勃伦则洞悉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抛弃制度、文化分析的错误，从而宁愿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其志而不放弃其批判；哈耶克断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存在“致命的理性主义自负”，从而作长期的孤独的呐喊；布坎南在自己的观点没被接受之前一直颠沛流离，但也没有改变自己研究的思路和主题。同样，近期中国经济学界引以为傲的杨小凯也因认定自己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的修正而一直致力于自己的超边际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工作，更不用提顾准等那一批先辈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还尽最大可能以尺牍留人间。
同时，尽管自边际革命开始的经济学专业化和学院化以来，职业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就越来越狭隘，但即使如此，绝大多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是理论体系的构建者。像萨缪尔森、阿罗、哈耶克、缪尔达尔、弗里德曼、西蒙、布坎南、贝克尔、诺思、卢卡斯以及斯蒂格利茨等哪个不是硕果累累？仅有的例外——纳什也是因为他几十年的精神问题才没有著作等身，但其在短短的几年里也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文章。但是，科斯却是仅有的例外，仅有几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文章没有被广为认知之前，科斯似乎对这些早先研究也并不上心；他在《科斯的自述》中承认，如果不是当时编辑指出《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的一个错误，他可能永远不会写出后来被广为引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更进一步地，从科斯的经历来看，长期以来，与他交流的主要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教授的课程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既然如此，又如何让人信服科斯很早就有这样的远见：相信交易费用理论将为经济学带来一场革命呢？科斯在题为“生产的制度结构”的诺贝尔颁奖演说中就承认，“我从未想到约60年后，（30年代的）这些思想将变成授予我诺贝尔奖的主要根据”。
所有这些困惑实际上在《科斯的自述》（以下简称《自述》）一文中就可以找到答案。科斯在《自述》中承认，“如果因他（沃因）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数据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沃因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事实上，“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和张五常所作的后续讨论”，才让科斯“了解到交易对经济运作的广泛影响”；但是，即使如此，科斯“还未曾系统地评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科斯尽管在早期凭借自己的敏锐性发现了新古典企业理论的缺陷，但一直都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理论，只是在交易费用理论大行其道，诺贝尔奖委员会已经赋予了他“为建立制度性结构的理论提供了砖块”的贡献后，他才感觉到“找出些砖块的相互关联，以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的重要性。
科斯是幸运的，如果他1937年的文章也遭受了类似塔洛克、阿克洛夫等一样的退稿命运，他也许将永远不会为后人所提起；如果生活在崇尚匿名审稿的今天或者不是幸运地遇到像迪莱克特这样的编辑，他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根本就不可能发表，更不要说还会有一帮经济学顶级精英有此“闲情”来与之辩论。而且，如果不是科斯恰好有幸很快接下了《法律与经济》主编的职务，《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就不可能得到如此多的关注，更不可能促使《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文章被广泛引用（可参见易宪容，1998：21-32）；那么，交易费用的视角被引入经济学中也许就要等待更长的时间了，所谓的新制度学派的出现要推迟很长一段时间。布劳格（2003：127）说：“经济学家如果想对当代经济学产生影响，他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点，而且一定要用适当的语言发表著作。”显然，科斯的论文适逢其时，从而开创了新的科学分支。譬如，卡莱茨基甚至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3年就发现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的许多基本要素，并且在把那些基本要素放入一个体现不完全竞争现象的模型方面还超过了凯恩斯，但他是在华沙用波兰文把这些思想表述出来的，而在1935年当他终于用法文和英文发表他的著作时，又由于他使用深奥的代数表述而被人忽视了；然而，他的英文著作《经济波动理论论文集》和《动态经济学研究》问世时，则正逢凯恩斯学说处于全盛时期。
经济学也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像西斯蒙第、古诺、戈森、杰文斯、霍布森、维克塞尔、凡勃伦、哈耶克、布坎南等一大批学者即使在不被理解之时也默默笃行其志，并最终使得自己的洞见得以流传，那么，今天的经济学思想将黯然失色。例如，哈耶克早期的一些文章如《经济学与知识》等一直得不到重视，而现在被挖掘出来后则成了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乃至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戈森本人也自负地认为自己的学说在经济学上和哥白尼的学术在天文学上有相等的荣誉，然而他的思想也是过了20年以后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重新挖掘才为人们所认识。当然，不仅经济学如此，甚至其他大多数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例如，生活并不宽裕的休谟为了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到生活费用不高的法国去谋生；并且为了坚持自己的研究理念，甚至一辈子都没能取得大学的教授职位。再说斯宾诺莎，最初他阅读希伯来神秘哲学著作，最终却蔑视这些著作，他阅读笛卡儿著作却大肆抨击笛卡儿，但也从中获得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为了坚守自己的理念，不惜被犹太教会开除教籍甚至面临被暗杀的危险，他的代表作也无法出版。
上面讲了那么多，并不是要否定或苛责科斯及其理论，而是尝试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科斯及其理论。事实上，科斯对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的特色在于思想的多样性，因为它体现了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的观察，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那么赋予事物的含义也就不一样，由此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科斯的贡献正是如此，他在年轻时代敏锐的洞察力为经济学注入了新的营养剂，交易费用这个长期被忽略的范畴从此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一把利刃，从而使得经济学似乎重新焕发了生机。那么，科斯为何有这样的敏锐性？为何能够提出有别于主流的观点？沃因（2003）提出了三方面的理由：（1）他总是反对任何的想当然，他对看起来正常而适用的传统常识总是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如果事实和这些常识不一致，他相信事实；（2）他一直坚持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是解释我们身边的现象，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是规划更美好经济世界蓝图的前提；（3）他顽强地坚持古老的“奥卡姆剃刀”原则，除非必要，对简单解释和简单理论的复杂化以及为了使问题的表述更深奥和精美所附加的所有精心安排都是无益的。
显然，如果要进一步追究科斯何以能够跳出教条主义的窠臼——不唯古、不唯书、不唯权（威）——的深层原因，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学术背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科斯所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懵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因此，科斯漫无目的地学习了历史、拉丁文、数学、化学、法律以及商业知识。尽管科斯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或律师”，但是这些知识却极大地促进了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实际上，其他能够取得相当贡献的经济学家也与科斯有大致相似的经历、知识背景和学术取向。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发扬者和集大成者威廉姆森（1999：译者前言）就说：“我成为一名具有跨学科兴趣的经济学家，这是因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历过程中，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林德伯格（1998）也认为，“在经济学家中，威廉姆森极为不同寻常，他愿意吸收许多其他学科的内容，包括‘公正意识’、‘人的尊严’和韦伯式的描述如‘计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