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前人一再告诫我们：“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褚氏遗书》），“选药如选将”“善用兵者，能审敌情，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流香馆医话》）。宋代《圣济总录》指出：“凡服药多少，要与病人气血相宜。盖人之禀受本有强弱，由贵贱苦乐所养不同，岂可以一概而论。”因此，临诊必须谨慎，遣药组方规范，千万不能草率，不能追求速效，欲速未免过当，“功未获奏，害己随之”（《珍珠囊指掌》）。但是，治疗获效后必需随证加减，不可拘执不变，亦不可久服、过服。凡以药物攻病，“衰其大半而止，不可过剂，过则反伤正气”（《折肱漫录》）。“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既是《内经》作出的提纲挈领的总结，也是为避免药物伤正、药邪为祟而设。

因药误或饮食偏嗜而引起的医源性、药源性疾病，临床常见，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且药邪引起的教训也是足够深刻的。

金元医家张从正（子和）《儒门事亲》载有一案，宛丘营军校宋子玉病痿，积年不瘥，腰以下肿痛不举，遍身疮赤，两目昏暗，唇干舌燥。张从正认为疾起于“服热药久矣”，当先去药邪，然后及病邪。先以舟车丸、浚川散大下一盆许，“明日减三分。两足旧不仁，是日觉痛痒，累至三百行始安”。另有两人坚持服热药温补，先后暴毙。

张从正在《内经》“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的启发下，提出了“药邪”说。药物久服多服可致阴阳不调，气血不和，病邪不除，反生药邪。这在历代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名医类案》即载朱丹溪验案两则：一人误服燥热香窜之剂已久，自春得痰病，两足弱，气上冲，饮食减，此乃“药邪太盛，而致火旺，实难求生”，虽勉励而治，“气降食进”，但一月后，“仍大汗而死”；一人年四十，多服金石房中药，温热辛燥灼伤阴血，因致反胃，不喜饮食，或吐涎食出，得吐则快，虽为房中药，久服也可药邪为祸。

药物治疗，即利用五味之偏以增强或纠正因病致偏的脏气。若过量久服，“矫枉过正”“气增而久”，反而导致脏气偏颇而“变证蜂起”。

《内经》对于饮食五味偏嗜致病亦有着详细描述。饮食过嗜，亦致“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素问·五藏生成》曰：“是故多食咸，则脉多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医者治病疗疾时，应详审病因病机，药证相符，同时还不应忽视饮食偏嗜，或服食过量日久等因素。正如张志聪所注：“凡物之五味，以化生五气，味久则增气，气增则阴阳有偏生偏绝之患矣。盖甚言其气味之不可偏用也。”

《儒门事亲》亦载有两案：一富家女，好食紫樱，每食即二三斤，至十余年患背疽如盘，痛不可忍；另有富家兄弟二人，皆好顿食紫樱数斤，一二年后弱者发肺痈，长者发肺痿，相继而亡。此外，《名医类案》有多食杨梅致遍体面浮肿，腹部膨胀案；刘仲晦太保多食蜜渍木瓜致淋癃案等等。

古人有诗曰：“爽口味多终作疾。”真格言也。天生百物所以养人，非欲害人，终不能过食久食也。其提醒我们，莫因饮食小事而偾事，寓意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