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个体在不同的场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个个体均依照该场域的规则形塑着自我的身份认同，多样的角色独立于每一场域而又统一于特定个体身上。正是因为如此，一般而言，个体所扮演的角色是存在边界的，在一定场域内有特定的角色；但在走出这一场域后，则进入另一种角色扮演之中。但因为多重角色又最终统一于个体，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角色的延展现象，个体在某特定场域中扮演的角色会超越这一场域而进入其他场域。如此，个体的多重角色会产生相互的影响。农村学生作为农村社区的一个亚群体，其在角色扮演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学校中他们是学生，在家庭中他们是子女，在社区中他们是未成年的乡民。家庭、社区中的角色和价值认同会影响其在学校的角色扮演，反之亦然。在当前我国乡土社会快速向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的方向转型的阶段，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在现代价值的冲击下逐渐退缩甚至瓦解，个体对社区、家庭的价值认同以及社区、家庭对个体的角色期待都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无疑会对年青一代在学校中的角色期待产生重要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年青一代首先是作为正在不断社会化的个体，然后才是学校场域中的学生，因此，在校的青年学生是正在习得社会生存能力和价值认同的个体。课业学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个体的价值观是更为重要的一面。我们的教育研究通常涉及很多技术层面的内容，例如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如何促进教育公平，但对学生价值观的生成和发展的研究缺乏热情。在乡土社会加速拥抱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农村学生作为乡土社会与现代文明博弈的排头兵，其价值观的生成和发展值得关注。
（一）研究背景
自古以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和向城流动是社会个体实现阶层上移的最重要途径。不论在封建时代还是当前的时代，教育流动都发挥了疏通社会阶层流动、缓解阶层固化、保障社会稳定的调节器作用。但教育流动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存在重要差别。在一个发展缓慢的社会，如传统乡土社会时代，个体通过教育流动实现阶层上移负载着更多的传统价值，如首先代表了宗族和社区的荣耀，个体代表着宗族和社区的脸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次才是个体的跃上龙门。个体通过教育实现阶层上移后不论走向何处，最终都要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个体的根永远在其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宗族繁衍的地方。但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现代文明对乡土文明的拓殖日益深入，乡土传统价值逐步退守，固有的传统价值体系逐渐解体，传统的社区也向更为现代化的社区转变，用以维系乡土社会传统价值的宗族制度逐渐被原子化的家庭和个体取代，祖荫[1]不再。已有的行为标准已经垮掉，要形成合适的标准来处理时代变迁的秩序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非特权的群体试图改善他们的处境，关于相应身份的新概念也产生了，由此，摩擦也随之产生。[2]个体通过教育实现阶层上移的传统价值负荷越来越少，而个体的价值实现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通过教育实现阶层上移更多地成为个体和单个家庭的重要事件而非整个宗族的大事。传统乡土价值的崩解让乡土社会的个体进入“无根”时代，通过教育实现阶层上移一方面表达了个体的荣耀，另一方面也昭示个体的离农开始。
1.现代化背景下传统乡土社会的发展劣势和边缘化
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乡土社会基本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尽管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在逐步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消解令我们遗憾，但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乡土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和付出的代价。当以西方文明为模板的现代文明开始在固守了几千年传统价值的乡土社会中攻城略池时，乡土社会几无还手之力。现代文明在乡土社会的拓殖和乡土传统文明的逐步退守，使乡土个体在乡土社会的留守中失去了价值支持。这一现象发端于洋务运动时期，但彼时，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外来文明的影响力尚显微弱，并未能致命性地伤及有着悠久传统的乡土文明，但这一切伴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位居统治阶层的社会精英逐渐由传统儒教思想的追随者转变为现代文明的拥趸，他们逐渐摒弃了对传统的儒教价值的坚守。政治力量向乡土社会的延伸还彻底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文化和权力结构，乡土社会传统的士绅治理不复存在，代之以新型的党政机构，传统乡村的精英结构也因之而发生改变。伴随乡土社会对现代文明从最初的抗拒逐步到当前全面拥抱过程的是传统价值坚守的快速退守和合法性剥夺。从文明价值的角度看，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文明并非针锋相对，也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但存在是否适合的区分。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力往往使传统乡土文明崩解过快。在乡土文明崩解的农村地区，现代文明也未能很好地建构起预期的价值规范体系，乡土社会进入了价值体系的混乱甚至真空时期。因此，在当前的乡村地区，传统的宗族制度已然瓦解，宗族认同缺失，原子化的家庭和个体大量出现；现代政权结构在乡土社会的延伸瓦解了传统的村庄治理结构，传统精英的治理结构转变为契合现代性的新一代“精英”治理，而现代城市社会对乡土社会的强吸附力致使乡土精英人才大量外流，乡土社会的固有吸引力缺失。正如刘铁芳所言，当前的乡土社会已然被边缘化了，乡土文化走向空心化，乡土社会已然转变为文化的荒漠地带。[3]而作为出生于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接受教育，完成初步的社会化，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或一生）生活于农村地区的学生而言，社会大传统对乡土社会小传统的持续压力使其在价值选择上或多或少地出现认同危机。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冲击是压倒性的，这种冲击不仅在技术和事实的层面给乡土社会带来了巨变，同时也深刻动摇和瓦解着乡土社会传统的价值基础。在此背景下，城市文明所带来的便利性、时尚性和对个体诉求的尊重等与乡土社会的边缘性、保守性以及基于宗族血缘的集体主义对个体性的压制等形成了强烈对比，农村个体在逐渐深入地享受现代文明为生活带来快感的同时，也逐渐开始抛却自己植根的乡土固有传统。
现代文明的不断拓殖使传统乡土文明之于乡土社会的合法性出现危机。现代文明所裹挟的现代性观念、现代性生活方式在乡土社会被赋予了合理性，而城市社会作为现代文明的代理而受到乡土社会个体的向往和崇拜。这种向往不仅是因为城市社会能为个体的生活提供更高的便利性，也在于其所倡导的现代文化已经为生在乡土的个体尤其是正在实现社会化的个体所接受。一方面，这些现代文明的代表性内容被乡土年轻个体接受，他们在社会化之路上也一直将之奉为圭臬而一路追随；另一方面，延续千年的传统乡土价值已经逐步解体，固有的一些乡土社会的特性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费孝通先生曾用精辟的话语总结中国的社会总体上是“乡土性的”[4]，这一乡土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下人的土气。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农民居住在乡下，乡下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等级的概念。乡下人以农为生并扎根在土地里，与之相对的则是居住在城里的城市人，两者的职业不同，也造成二者存在明显的社会等级之分。在传统社会中，城市里居住的往往是精英阶层，乡下是比城市低下的社会场域。二是乡土社会的低流动性与地方性。聚村而居是乡土中国的重要特色。从理论上讲，人们的居住方式与社会分工方式存在重要关系，城市社会因其高度的职业分工而生成，农村社区则因其低端的社会分工而生成。费孝通考察了中国乡土居民的村落聚居方式的由来，指出村落中家户的土地耕种面积小、水利合作、安全考虑，以及土地继承等是形成乡土社会聚村而居的原因。[5]英国人类学者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对中国村落的研究发现，村落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包括一个所谓的“自然村”，是一个仪式上的和有历史的自然单位。[6]三是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村落中的个体是由出生并成长在同一个村落中的个体组成的，大家彼此之间非常熟悉，用涂尔干的言语，即乡土社会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生于斯、长于斯而又死于斯的乡民终生过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轨迹和人际关系甚至先于他们而存在。在这样一个平面化的熟人社会，彼此之间的信任十分重要且普遍。人与人之间频繁的接触也使个体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中。然而，随着现代文明对乡土社会的拓殖，乡土社会的乡土性和低流动性被打破，随之而来的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逐渐被瓦解。在一个日渐开放的乡土社会，乡土的居民不再如传统一般植根于土地之中，他们也开始追求洋气，追求城市文明所倡导的现代性生活，乡土社会也不再是静止不动的，个体的流动变得频繁，熟人社交的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有学者将之称为后乡土社会特征。[7]在后乡土社会，传统的乡土价值规范持续崩塌，村落社区在社会文化方面对个体的约束力和吸引力日渐式微，而现代城市社会对乡土个体的吸引力增强，在此推拉力的作用之下，乡土个体离开乡土社会的内在需求日渐高涨。而在现代文明所宣扬的成功学的鼓噪下，离开乡土社会进入城市被冠以了个体成功的标志。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离农成为乡土个体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普遍追求。农村学生作为农村社区的年青一代和未来的发展力量，其正是深受现代文明鼓噪的成功学影响的一代，也是谋求更好生活的最有动力的一代，他们处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冲突的最前线，对这种冲突的感知是最深刻的，因此也造就了他们通过教育离开乡土社会实现流动的深层动因。
2.乡土社会个体离农事实和拟离农努力的普遍存在
在乡土社会的传统文明日渐萎缩以及乡土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与城市社会的差距逐渐拉大的背景下，离开乡土社会谋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成为乡土个体尤其是乡土年青一代的共同价值追求。在当前的乡土社会中，乡民的离农事实和拟离农努力普遍存在。这其中有几类群体尤其应该受到关注：年轻农民工，通过教育渠道实现离农的文化人，以及正在努力通过教育实现离农的农村学生。关于后两类群体，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但关于年轻农民工（学界普遍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离农流动问题和身份认同问题，社会学界近几年给予了持续的关注。背离乡土进入城市社会以寻求经济收入为主要目的的农民工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身份认同、社交网络等均引起了社会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是事实上的离农群体，尽管其并未能完全离开农村。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几乎以寻求经济收入为唯一目的的离农进城，新生代农民工尽管也在城市中寻求经济发展的机会，但他们彻底离开农村社区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两代农民工之间的不同特征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新的思考。[8]除占农村人口相当部分的农民工群体外，乡土社会个体普遍存在摒弃农村生活方式，以更大热情拥抱现代文明的现象。
3.教育作为离农的重要通道被乡土居民日趋重视
在一个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社会，所有新生代的乡土居民，不论是辍学外出务工的，还是借由教育通道成功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他们都是曾经的或现在的农村学生。作为正在实现社会化的一类群体，他们的发展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农村社会的发展形态。不同于普通乡土居民，农村学生是在制度化的学校中进行其主要的社会化活动的，在此场域中长久生活的农村孩子，逐渐被形塑了现代文明的制度和规则意识（这与传统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范式是有一定区别的）。也即是说，农村学生在学校被形塑了一整套的符合现代文明的规范意识，学校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以及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在嵌入乡土社会的时候，也承担着对乡土居民进行现代性教化的重要职责。也即是说，被现代学校长期形塑的农村学生，其对乡土社会传统共享价值的认同程度可能要低于普通乡土居民。另外，在书本知识对现代城市文明（包括物质消费、生活方式、精神追求等）的大力推介之下，农村学生对乡土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会产生不适应感。可以认为，经由制度化的学校所长期形塑的农村学生，其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已经远离传统的乡土社会了。此外，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社区不再是封闭的原始村落了，而是不断地卷入外部市场之中。来自外部世界的现代文明迅速地渗透并改变着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乡土社会个体的吸引力和规训作用显著下降。在人性本能的驱动之下，个体必然会走出乡村，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在此有两个假设：一是人都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原始动力；二是城市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更能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背景性前提是，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汇、摩擦乃至激烈冲突中，现代社会的大传统对乡土社会的小传统呈全面的包围之势，并且这一包围圈在迅速地缩小。而从乡土社会内部而言，现代文明在传统社会的渗透已经使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呈崩溃状态，传统价值的内部瓦解正在迅速进行中。大小传统的强烈对比（在此可以简单地概化为城乡之间的强烈对比）使乡土社会被污名化的趋势正在加速。农村社会全面落后的现状使乡土居民都成为污名意识的被动接受者，而为了摆脱这一污名性意识，乡土居民都在努力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走出这一被严重污名化的状态，即走出农村、离开土地，转变农民身份，取得市民身份。
4.离农个体身份认同的双重边缘化问题日益凸显
乡土个体的离农并非一帆风顺，除了政策限制的原因外，乡土离农个体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性使其在现代文明所统治的城市社会中遭受压力，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出现了一定的危机。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与其所在城市社会的差异性也使其与老一代外出务工者相比，除了获得经济收入的驱动力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复杂的个人情感和价值选择。[9]他们对城市社会的情感是复杂的，而对出生并成长于其间的乡土社会的情感则是淡漠的。这种矛盾性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表现。
其一，欲离而离不开的农村社区。尽管农村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并成长的地方，但他们对农村社区的情感普遍比较淡漠。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追求城市社会提供经济收入机会的同时，对城市社会的物质世界、生活方式和主流价值观也充满留恋。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村社区在此几个维度上的落后，在城乡持续进行着强烈对比的当前社会，农村社区被严重污名化，这种污名化不仅来自城市社会，也逐渐在乡土居民中弥漫开来。[10]逃离乡土社会，在更大程度上拥抱现代文明成为乡土居民尤其是年轻居民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户籍限制，以及城市社会在经济层面准入的高门槛，乡土居民要逃离农村进入城市社会通常面临很大困难。[11]乡土社会逐渐成为年轻农村居民想逃离而又逃离不了的陌生存在。
其二，欲留而留不下的城市社会。相对于落后又缺乏活力的乡土社会，城市社会以其对现代文明的充分实践而充满精彩，这种精彩植根于更加精细的社会分工基础，并呈现相比乡土社会更为充分的竞争格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运作和充分的竞争格局，使城市社会拥有了更多的职业机会以及更快的生活节奏，而这一切有效地促成城市社会的活力，即齐美尔所谓“大都会”的特性。[12]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要求城市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以满足不同的生产需求，以寻求经济收入为目的的农村人口进城满足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显而易见的是，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存在明显的分层区隔的：具有优质就业资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往往为城市社会人群所主导，缺乏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往往只能在就业资源混杂且需要大量体力付出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岗位。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限制作用十分明显。[13]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情况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农民工进城一般采取亲友介绍的方式。在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后，由于工作地点的限制以及城乡隔阂导致的刻板印象，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网络基本限定在以亲缘、地缘为中心所编织的网络之中。各大城市逐渐由外来务工人员组成，比如“河南村”“浙江村”等城中村便是例证。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网络模式普遍地存在于农民工群体之中。[1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了解，农民工群体在经济上依附于城市社会，并处于城市社会的就业底层，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城市社会置办安居之所。在政治层面，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其在城市社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包括就业单位选择、饮食起居的不公正遭遇，以及未来子女的教育问题等。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想离开乡土社会进入城市社会，但面对如此诸多限制，他们往往只能打消这一念头。从根本上讲，在这诸多限制之中，有相当部分的限制（如户籍）是靠个人努力所无法解决的。
其三，游走在城乡间的边缘人。“边缘人”的结果只有一种，但存在明显不同的两种动机过程：一是主动边缘化，年轻农民工对农村社区的主动疏离便属于此范畴；二是被动边缘化，年轻农民工欲融入城市社会而不得便是样例。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初期年轻农民工主动疏离农村社区，但最后他们发现自己也被农村社区疏离了，他们已经不能完全回到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价值传统与他们已经显得格格不入。[15]与此同时，他们也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成为游走在城乡间的边缘人，他们如候鸟般每年迁徙于城乡之间，却找不到真正的身份认同。他们很早便离开土地，不再靠土地来维持生存，他们只是户口意义上的农民。而对于城市社会而言，他们是来自乡村的外群成员，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在城市社会讨要生活的底层劳动者。[16]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年轻化趋向，以及他们受教育年限的增长，这种群体性的边缘化状态必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5.研究者本人的离农经历和持续经年的学术兴趣
之所以选择农村学生的离农问题进行学术探究，一方面源自笔者的生活经历，另一方面则源自由生活经历所催发的学术兴趣。笔者出生在甘肃省庄浪县，这是一个位处西北黄土高原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紧邻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在1972年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之一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这里的地形、气候以及人口构成都和西海固地区非常相似，经济发展水平也基本处于全国各县末端。因为贫困，笔者从小就被父母和各位亲朋告诫要好好读书以改变命运。所谓“改变命运”，即他们口中的“住楼房”“坐办公室”，不要“打牛后半截子”[17]。他们鼓励笔者通过教育的通道向上流动以实现阶层的升迁，进入城市社会生活。在农村社会过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被认为没有出息，哪怕你将来真的能在土地中有一番作为，也不能获得“有出息”的认可。朴实的村民认为，只有通过努力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才是有出息的象征，当然，最好是能通过高考大关进入城市社会，那能够获得乡民一致的认可，这种一致的认可对本人和家庭都是极大的尊重和荣耀。在乡土社会，获得乡民普遍的尊重是个体和家庭在乡村中地位的表现，而不仅仅是为自己（或孩子）谋求一个好的前途这么简单。在父母等亲人的持续鞭策下，笔者最终通过教育的通道离开了农村，一晃就是十年有余，笔者也从最初的本科生升级到当前的博士研究生。每次回家都会受到乡民的羡慕和恭维，当然也不乏一些与家不睦者的冷嘲热讽。不论如何，笔者能感觉到通过教育通道彻底地离开农村在村庄中所获得的尊重，这些尊重不仅赋予了笔者个人，也赋予了笔者的家庭。当然，笔者也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一些因为离农失败而在乡土社会生活的乡民，他们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得乡民的尊重；但在教育这件事上，他们永远已经失去了获得尊重和令人艳羡的机会。笔者也能经常看到一些乡民为了离开农村而奋发学习的例子。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今天，生产关系已经逐渐向更高层级转型，乡土个体的离农已经超越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阶段，进入乡土个体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乡土社会居民的离农是大势所趋。
笔者在进入农村教育研究所之后就一直在思考农村学生的离农问题。它乍看起来是一个很直白的问题，也很容易让大家都理解，但要解释其背后的文化社会意义则充满了困难。笔者的硕士毕业论文即选择与此相关的题目进行了尝试性探究，尽管前后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田野观察和信息含量较高的众多样本的结构性和半结构性访谈，收集了相对丰富的资料，但由于理论功底相对薄弱，硕士论文并未能探讨清楚这一问题的根本。因此，在后来的博士学习中，笔者一直就此问题进行着持续的思考。
（二）研究问题
第一，在乡土村庄日益拥抱外部市场的过程中，村庄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发生了怎样的变迁？现代性对乡土社会的拓殖如何引发了这种变迁？
第二，乡土社会在传统上是一个安土重迁的社会，任何与离家相关的词语（如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等）都被赋予了十分负面的意义。但在当前的乡土社会，为何离家被普遍赋予了积极正面（如被认为是有出息）的意义？缘何会发生这样的“反转”？
第三，嵌入乡土的现代学校在提供文字教化功能的同时，对农村学生的价值观建构产生了何种影响？现代学校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渠道的现代性拓殖共谋了农村学生的离农价值认同？
第四，农村学生离农意识的建构具有怎样的特征？这种离农意识倾向对农村学生在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的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